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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皇帝家谱——玉牒揭秘
作者(摘自):冯璐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6-08

皇族宗谱称作玉牒,寓意皇家子孙“金玉之贵”。我国自唐代起历朝历代均修玉牒,不过由于朝代更迭、战火频发,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皇族宗谱只有清代玉牒。在这些大小各异、厚度不等的书册中蕴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清代玉牒每十年修一次

清代玉牒是专门记录皇室贵族世系、辈分、性别以及亲族关系的宗族谱。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每十年纂修一次玉牒,“存者朱书,殁者墨书”。即纂修玉牒时,在世之人名字用红笔书写,离世之人名字用墨笔书写。届时开设玉牒馆,由皇帝钦定正副总裁,下设总校阅官等多名官员辅修。清代规定以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本支,称为宗室,入黄册。而其他与努尔哈赤同一曾祖不同父之人为旁支,称为觉罗,入红册。为区分方便,宗室腰系金黄色缎带,俗称“黄带子”,觉罗腰系红色缎带,俗称“红带子”。宗室玉牒又分帝系、列祖子孙、列祖女孙三个系统,觉罗玉牒分子孙、女孙二个系统。

帝系,是将皇帝直系单独编纂成册,以突出帝位传承脉络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列祖子孙有竖格、横格两种编修方法,列祖女孙只修竖格玉牒,每种都有满、汉两种文本,觉罗玉牒也是如此。横格玉牒反映皇室家族的辈分,每页十一至十八横格不等,每一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按辈分依次递减,内容记载的也非常简单,只有姓名、职衔和封爵等内容。竖格玉牒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谱序,即玉牒的编纂说明。第二部分是正文,每页十五列竖格,一般12格记载一个人名,反映同一辈分宗室男女的详细情况。顺治十八年(1661)第一次纂修玉牒时,规定子孙在竖格玉牒中需要记载的内容为何时生人、何时亡故、母妻姓名等,女孙则记录何时生人、何时亡故及何时婚配、夫婿的官职和品级以及亡故年月等内容。

清代玉牒不同于平民家谱,宗室觉罗女子也应册入谱,皇族繁衍情况更加完整详尽。分别用黄、红色绫子做册籍封面,装帧华美、纸张考究,使用满汉两种文字缮写,书法隽秀,不仅具有史料研究价值,而且极具审美价值。

皇妃育有子女方可载入玉牒

清代玉牒的纂修在排列顺序和编修方法等多方面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在宗室玉牒中,以帝系为统,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多数情况下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如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就用小块黄绫盖住。道光二十七年(1847)玉牒修竣后,书中雍正皇帝胤的兄弟名讳仍沿用“胤”字,道光皇帝下谕,嗣后修纂玉牒要将雍正兄弟之名所用“胤”字改成“允”字,以示避讳。此外关于皇帝的记载也非常详细,包括其即位年月、谥号、庙号、生母姓氏以及后妃晋封情况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生育过子女的后妃方可载入玉牒,就连皇后也不能例外。直到道光十七年(1838年)才规定,皇后有无子女均可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才可以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的规定不仅体现了尊卑有别,而且符合“母以子贵”的封建传统观念。

努尔哈赤原名应为“弩尔哈齐”

努尔哈赤,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后金政权的建立者。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成为诸多历史小说以及影视剧所推崇的经典角色。但是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名字却颇有争议,我们大多习惯称之为“努尔哈赤”,而在一些学术文章中则称之为“努尔哈齐”。

努尔哈赤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从玉牒中找到答案。清代汉文玉牒记载:“太祖高皇帝弩尔哈齐”,满文玉牒记载:“taidzu dergi hūwangdi  nurgaci”(满文罗马字转写),根据读音应译为“弩尔哈齐”。之所以称为“努尔哈赤”,是因为在满语口语中,“ci”(齐)有时也可发音为“chi”(赤),故而“弩尔哈齐”就被错误的发音为“努尔哈赤”了。其名字最早来源于《明实录》中的“奴儿哈赤”,根据该名所用汉字之意,可以看出这是明朝人对少数民族的丑化用词。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其名字写为“弩儿哈奇”;雍乾年间编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润色为“弩尔哈齐”;民国时期出版的《清史稿》进一步改为“努尔哈齐”。所以,清太祖的准确名字应该是玉牒中所载的“弩尔哈齐”,而不是我们习惯称作的“努尔哈赤”。“弩尔哈齐”是满文单词的汉文音译,普遍认为其含义为“野猪皮”。弩尔哈齐之弟舒尔哈齐和雅尔哈齐的名字则分别汉译为“小豹子”和“豹皮”,可见满族入关前名字的选取受其自身狩猎文化影响较大。

多尔衮宗籍的削除与复入

近些年来,多尔衮的形象频频出现在荧屏之上,为大家所熟知。多尔衮,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天聪元年(1626年)封为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因战功封为和硕睿亲王,崇德八年(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先后受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但是在早期的玉牒中却没有这位声明显赫的宗室王爷的任何记载,太祖十三子与十五子的记录紧密衔接,唯独缺少“十四子多尔衮”。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修玉牒才第一次记录了多尔衮的生平及妻妾情况。

根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列祖子孙竖格玉牒中所载,多尔衮生于壬子年十月二十五日寅时,母为大妃乌喇纳喇氏。顺治七年(1671年)薨,享年39岁。因其专制擅权、私藏黄袍,并意欲率众叛逆,被顺治皇帝夺去和硕睿亲王封号,削除宗室。而后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恭阅实录,认为多尔衮实为一代“功宗之冠”,顺治皇帝受人蛊惑,误定其罪,特降谕旨恢复多尔衮宗室身份,复入玉牒,仍享睿亲王封号,赐谥为“忠”,称为“和硕睿忠亲王”,配享太庙。因为曾被削除宗室,所以早期玉牒中没有多尔衮的记载便很正常了。乾隆皇帝为其平反后,根据统治者的态度转变,玉牒纂修官员自然要将多尔衮的详细生平复列于玉牒之上了。该历史事件与玉牒纂修时间和内容完全吻合,互为印证,更加说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皇女再嫁玉牒记载隐晦

满族入关前是一个游猎民族,行事不拘于汉族儒家思想和农耕文化,特别是在婚俗方面,并不注重“从一而终”和“守寡表节”,反而可以弟娶兄嫂、子妻继母,所以再嫁之事并不是什么禁忌。入关前,皇女宗女再嫁也稀松平常。这些“天之骄女”因为政治原因,被“指婚”给朝廷需要笼络奖赏之人,不幸成为孀妇后,还极有可能再被婚配给他人。仅仅太祖太宗两朝就有五位皇女再嫁,其他改嫁过的亲王贝勒等宗室之女更是无法尽数。但是满族入关后,受到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冲击,逐渐规范了本民族的婚姻习俗,开始避讳改嫁,并提倡奖励守节孀妇。皇女宗女再嫁的情况几乎杜绝,玉牒当中关于曾经改嫁过的皇女宗女的记载也是含糊其辞。

清太宗第五女,封号固伦淑惠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六年(1632年)生。崇德六年(1641年)正月,许配给喀尔喀蒙古博尔济锦氏恩格德里之子扫尔哈,崇德八年(1643年)出嫁。顺治元年(1644年),扫尔哈去世。顺治七年(1650年)又嫁给蒙古巴林部博尔济锦氏郡王赛卜腾。在列祖女孙玉牒中,前期多本均记载“清太宗五女选扫尔哈为婿”。而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女孙玉牒中则直书 “清太宗五女选赛卜腾为婿”,丝毫没有提及到先前已婚配过。

在玉牒中,不仅皇女再嫁没有明确记载,宗女再嫁也没有提及。据顺治十八年(1661年)列祖女孙玉牒记载,和硕礼烈亲王代善第十一女,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选博尔济锦氏三等“”(满语译为“侍卫”)马尔济哈为婿。乾隆七年1742年)列祖女孙则记载,“和硕礼烈亲王代善第十一女,康熙七年(1668年)选李氏诺穆图为婿”。可见,宗女再嫁与皇女再嫁的记录一样,都只是将婚配时间和婚配之人加以修改,没有记载再嫁以及前夫婿的详细情况。这样隐晦的记载,不仅仅是因为受到汉族女子守节传统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笼络前配夫婿家族人心的政治原因。

康熙五十四年玉牒不翼而飞

清代规定,玉牒每十年修一次。从顺治十八年(1682年)编纂第一部玉牒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次纂修,清代共修玉牒二十七部。但是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的玉牒都仅有二十六部,两个保管玉牒的机构均缺少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玉牒,而且至今下落不明,遗失原因不详。在《大清圣祖实录》和雍正二年(1724年)玉牒谱序中,明确提到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玉牒,说明这部玉牒确实纂修过。按照清代玉牒纂修完毕后运送和保存的相关规定,没有理由会遗失玉牒,凑巧损坏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原因就极有可能是“人为”销毁了。

分析“人为”销毁的原因,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皇室历史事件当中找线索。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前后,可以与玉牒相关联的事件只有轰动一时的争夺皇位大战。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位的诱惑无人能挡,特别是离皇位一步之遥的“天潢贵胄”、“龙子龙孙”们更是趋之若鹜,争夺战争堪称惨烈。在清代,最为激烈的皇位之争要数康熙朝的“九子夺嫡”了。康熙皇帝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不仅天下治理的好,子女教育的也好。在众多儿子当中,优秀者不乏其数。孩子优秀是一件好事,可是在帝王家,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越是优秀的孩子越是追逐权力,于是夺位战争便开始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首次被废,引起众位皇子对太子之位的觊觎。当时共有十二位成年皇子欲夺储位(包括已被废黜的太子胤),只不过有些人野心小,觉得自己机会不大,就选择放弃或者改为支持他人。真正要争夺皇位的只有大阿哥胤、废太子胤、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雍正皇帝)、八阿哥胤和十四阿哥胤祯。后来,胤因野心太过暴露,被康熙皇帝终生圈禁。废太子胤再次废黜后,康熙帝也将其终生圈禁并昭告天下永不再立。三阿哥胤祉看到两个哥哥的前车之鉴,主动退出。实际的竞争者只剩下胤、胤和胤祯。经过激烈的角逐,四阿哥胤胜出,为雍正皇帝。

在皇位争夺战中没有对与错,只有胜利和失败。雍正皇帝最后获得胜利,自然要将史书当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篡改增删。在这时候,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玉牒很有可能记录了雍正皇帝的禁忌,改动起来不便利,或者是不能悉数删改,所以被销毁。但是这些仅仅是一个假设和猜想,并没有史料依据。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