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云

    省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旧中国编纂的志书，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地方总志，当属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由他积极倡导并亲自挂帅编纂的《奉天通志》。无论是组织规模、参编人数，还是成书后的篇章文字，都堪称全国之最。在稍有规模的图书馆和参与编史修志的单位，以及辽宁地方史研究人员手中，大都藏有这部五卷本的《奉天通志》，它不仅成为现代编史修志借鉴，也是辽宁地方史研究的资料大全。

    这套志书编修于80多年前，它的问世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其编修过程，经历了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几起几落的历史变故。能够坚持成书，并得以出版，实之不易。

张学良倡议修《奉天通志》

盛世修志。编修地方志书，是历代政权具有标榜性的历史传统。每隔若干年或者政权更替，都要续修。统治者虽说为自己树碑立传，却也给中国文化典籍留下了丰富的宝藏。

辽宁地区的修志活动最早始于元代，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续修，因而留下了许多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地方志书。然而清朝中后期的辽宁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常受外族入侵，加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始终处于兵连祸结的状态，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安宁，修志的工作几近搁浅。继修于乾隆四十九（1784）年的《盛京通志》后，时隔100多年都没有续修志书。虽然1907年清政府民政部给东三省总督下文，要求“酌量设局，重修通志”，但是响应者不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混乱，重修奉天通志虽有意向，却未能进行。张作霖统治时期，也计划过省志的重修，并做了很多单项调查，终因穷兵黩武心切，多数经费都用在了扩军备战上，此项工作又未能进行。

直到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对经济、政治诸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整顿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东北地区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景象。尽管当时东北局势严峻，政权内部存在分歧，自己承担着内忧外患双重压力，张学良还是打破了禁锢，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纳入建设新东北的计划中，编修省志工作也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张学良幼年师从东北的硕学名儒，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他深知抵御外侮，除了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唤起民众，提高民智，促进民族的觉醒。因此张学良在执政期间，积极倡导民族精神，大力弘扬民族文化。1928年11月1日，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和奉天省长翟文选，共同议定成立奉天通志馆，11月17日联合署名下发通令，并于22日的《奉天公报》上全文公布，动员征集官府图书和私家著述，“合大小县治而为省，征古今文献以成书”，编修《奉天通志》工作正式展开了。

为了抓好这项工作，张学良亲任奉天通志馆总裁，强调“盛京为胜朝发祥之地，志书为一省文献所关，续议纂修，实为巨典。学良自愧不文，惟义笃敬恭，既承推举，自当随诸公之后，乐观厥成”。省长翟文选任副总裁，正副馆长及总纂、纂修等职务，均由省长延聘硕学名儒担任。奉天通志馆馆址，最初设在藏有《四库全书》的故宫文溯阁东院，后移到小南关合兴福胡同一座四合院内，共有瓦房20间。随着1930年奉天改称辽宁，奉天通志馆也改为辽宁通志馆，九一八事变后恢复馆务时，仍为奉天通志馆。

通志馆馆长是张学良老师

奉天通志馆馆长，是张学良亲自点将的辽海文坛巨匠白永贞，他是张学良自幼得益于国学基础的恩师。

白永贞，辽阳满族人，启蒙于私塾，后入襄平书院，勤奋好学，乡试中秀才，在1897年的京试中，与伪满洲国首任总理大臣郑孝胥同科拔贡。1911年任直隶州判，在后来的仕途中历任过海龙知府、奉天省议会议长、代理省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事。曾编纂过《海龙县志》、《辽阳县志》、《桓仁县志》等，更值得提及的是，主持编纂过鲜为人知的《九顶铁刹山志》。铁刹山位于本溪境内，为辽宁四大名山之一。20世纪30年代，铁刹山著名道士炉向阳游历关内名山大川归来，感叹铁刹山虽有九顶八宝之奇，却没有志书的记载，就慕名找到了白永贞。当时白永贞已是古稀之年，无力亲临踏访，仅根据有关文献和口述资料，成就了《九顶铁刹山志》。它是东北最早的山川志之一，也为道教文化增添了一个闪亮点。

白永贞馆长到任后，首先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工作计划、人员分工等进行严格规定，保证了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这段时间里人员集中，工作效率高，是通志馆工作的鼎盛时期。

编纂《奉天通志》大体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搜集资料，包括各种志书、档案史料、古今文献、官私著述、图书典籍，以及各种专项调查。第二阶段是编纂整理，将搜集到的材料分类，按照分工分门进行整理编纂，各门志稿编出后送交总纂审阅。第三阶段是修订补辑，总纂审阅后，发现歧误和简陋不全者，须再调查核实、搜集材料，进行修订补辑或重编，然后再交由总纂、馆长进行第二次审阅，直到通过，最后校对缮清，志稿才告完成。每一个环节，白永贞都事必躬亲，一丝不苟。

经过二年多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初稿，但还有一些门类简陋不全，需要补修。关键时刻，日本侵略者发动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编修省志的工作陷于瘫痪。直到1932年秋天，才勉强恢复馆务，也只是看摊守业，使之免遭更大的破坏。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在城内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是日本关东军头目本庄繁，他们也需找一些有人气的中国人为其服务。这样，德高望重的白永贞被列为副会长人选，但他绝不与日本人合作，即便多次遭到日本当局的威胁，甘冒杀头危险，也从容守义，坚不就职。用他的话说：“国土沦丧，我痛不欲生，何惜一死？”后来策划成立伪满州国时，同科的郑孝胥敦请其出任文教大臣，也被他严词拒绝。袁金铠从中转圆，仍请白永贞编修《奉天通志》。这正是他心念的事业，便欣然答应。在此后的三年中，白永贞集中了全部精力，与在职的通志馆成员，加上重聘的吴廷燮总纂，后聘的著名学者金毓绂先生，共同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代巨著。

金毓绂对成书立下大功

金毓绂，字静庵，1887年生于塾师家庭，6岁开始读私塾，与白永贞同是辽阳人，且有过师生之谊。先后就读于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奉天省立中学堂、北京大学堂文科。1916年在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任教，也在其他学校教授国学。在奉天通志馆开馆之初，曾任奉天通志馆的兼职纂修。他是带有高官职的学者，曾任奉天省长公署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等职。从政之余，热衷治史，一生著作颇丰，编有《辽海丛书》、《辽东文献征料》、《东北通史》等，参加过《辽阳县志》的编修。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将他们在我国东北掠夺去的文化典籍编辑成《满蒙丛刊》，此事激怒了金毓绂和东北广大爱国学者，他们立即组建了《东北丛书》编辑部，开始了与日本人的文化暗战。计划用三年时间编辑出版100册丛刊，为了尽快出版，采取随编随印的办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北丛书》仅仅编辑出版了20册，就告中缀。

家乡蒙难后，金毓绂被日本人软禁，“有求死不得之势”。日本当局授意伪奉天省主席臧式毅予金毓绂要职，被他严词拒绝，后又宽限，可以挂职，不必问事，仍托辞未就。此时，正是奉天通志馆用人之际，只有部分人员坚守岗位，工作进展很不顺利。由于志稿门类繁多，材料庞杂，全书的整理编订工作十分繁重。有能力的编纂人员相继离去，留下来的大多数又年老体弱，势单力孤，颇难承此重任。馆长白永贞已经68岁，主持编务的前总纂吴廷燮也已年过七旬。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正加紧强化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与伪满当局策划改定省区的建制。一旦省制变更，志书的修订就不能继续，萃数十人多年的劳动成果将前功尽弃。所以亟需得力人员贯通积稿，有关人员就想到了著名学者金毓绂。他不仅“研究本省文献掌故之学为时颇久，积稿甚富”，学识渊博，而且正当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段。1934年7月10日，心急如焚的白永贞致函伪奉天省长臧式毅，陈词恳请增聘金毓绂为通志馆专职总纂，经过一番周折，才得获批准。时年47岁的金毓绂果然未负众望，到馆后承担重任，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至，对于卷帙浩繁的志稿整理编订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奉天通志》的最后成书，东三省史学大儒金毓绂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奉天通志》编纂历时7年

奉天通志馆开馆之初，对困难估计不足，计划比较简单，以为集本省县志，采各地志料，即可克期成书。工作开展之后才发现，实践与预想的相差悬殊，各县修有志书的只占全省百分之三十，因此不得不动用大批人力重新查找原始档案，或者到实地对一事一物进行考察，这就大大地延长了成书期限。伪满当局更以此作藉口，百般刁难，给通志馆拨付的经费也逐年减少。仅就工资一项，1933年拨给国币21660元，1934年只拨给17620元。参与工作的人员增加了，工资总额却减少了近百分之二十，而且取消了历年拨付的临时经费。更严峻的是，1935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根本没有把奉天通志馆所需经费列入其中。这就意味着省志的编修工作再也无法进行。为此白永贞馆长多次向伪满当局呈文，说明全部志稿虽已完成，但后续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汇集诸家之说，参稽互证，一一校勘，歧误者正之，重复者删之，遗漏者补之。卷帙浩繁，决非仓促所能竣事，矧一方文献典制所关，若竟草率成稿，漫然塞责，不独贻讥当世，亦何以传信将来”。“即使积极进行，提前完成，至少亦需一年半之期限”。经过再三恳请，伪满当局虽勉强答应补拨本年经费，但要求奉天通志编纂工作必须在12月末结束，“倘届期不能完竣时，亦决于本年十二月底实行封闭。所有一切善后事宜，统归敝署教育厅礼教科负责办理”。封闭就是不再继续，对即将成书的志稿彻底封杀，所有的劳动成果将功亏一篑。奉天通志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努力冲破一切障碍，加班加点地往前赶任务，采取编印兼行的办法，且编且印，定稿一编，刊印一册。经过编修人员半年的努力，历经劫难的《奉天通志》终于问世。

成书后的《奉天通志》，共刊印了260卷10函100册，洋洋数百万言。

从1928年11月开始，到1935年编竣，《奉天通志》的编纂历时7年之久，前后参与编纂工作的有80余人，其中担任总纂的7人，纂修17人，分纂10人，这些人或是当时的名流学者，或是政界广有阅历者，许多则是二者兼备人士，他们有很高的敬业精神。最后的审定和刊印工作，由最有权威的金毓绂、吴廷燮、白永贞等人共同完成。

《奉天通志》开始编修时，拟目23门，1934年初，将沿革表和职官表分别附于沿革志和职官制两门，遂改为21门。由于政局所迫，最后定稿时又将较为敏感的交涉一门删除，最终以20门刊行问世。时间断限比较复杂，原定上限接续乾隆年间修竣的《盛京通志》，下限到宣统三年清朝结束止，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奉天通志》范围，中华民国成立后属辽宁通志范围，因为张学良统一东北后，曾改为辽宁通志馆，这部分内容理所当然地收集进去。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日伪当局干扰，在时间和地域范围上，都作了许多调整，比如在时间上，《奉天通志》成书后，如大家所见到的，各门类的起止年代既不完全是原定的，也不是统一的，有些门类如大事沿革、人物志等，都上溯自秦汉以前，其下限大多述至九一八事变前。有些门类如金石、艺文等志，因材料所限，仅止于清末。

我们现在所见的《奉天通志》，既增补了清乾隆朝以前的遗漏，又续修了《盛京通志》后150多年的省情。作为辽宁省大型地方志书的《奉天通志》，广搜兼备，比较系统、详细地记载了本省的历史沿革、山川地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丰富资料，内容和水准远远超越了前志，体例更加完善，取材更加鸿富。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后期成书颇为仓促，该书也有很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不无遗漏、讹误，但仍不失为辽宁有志书以来的鸿篇巨著。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一颗惠及后代子孙的璀璨明珠，对于辽宁未来建设，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参考价值。